第一三零章 兄弟阋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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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团的正使叫做小笠原长行，乃是幕府的“老中”；副使有两位，一位叫栗本锄云，衔头是“外国奉行”，一位叫小栗忠顺，衔头是“军舰奉行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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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老中”是幕府的最高行政长官，辅助征夷大将军处理一切政务，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军机大臣。和军机大臣一样，“老中”也不止一位，常设三至四名，地位最高的叫“大老”，犹如中国的军机领班。不过，“大老”不是常设职位，安政七年，即1860年，“樱田门之变”中，大老井伊直弼被刺死，之后幕府就没有再任命“大老”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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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外国奉行”即相当于“外交部长”，“军舰奉行”即相当于“海军部长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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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团带来了幕府正式请求中国出兵“助剿”的国书，以及天皇准许幕府向中国提出这个请求的“敕许”；幕府指授使团签署抵押借款协议的授权书，还有德川家茂写给关卓凡个人的亲笔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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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日本的幕藩体制，天皇是不可以直接和外界、当然也包括外国打交道的，什么话都得幕府和外面去说，签了协议，再跑到京都去请天皇“敕许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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乍一看，这个“幕藩体制”，和近现代国家的君主立宪颇有相似之处：幕府是政府，天皇是国家元首，“虚君”，“敕许”——就是签个字，不过是履行通过法案的最后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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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实际上，两者根本不是一码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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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现代国家的君主立宪，君主和政府是二而为一的。政治体制是一元的。签署法案是君主的法定义务；但“幕藩体制”是一种纯粹的二元政治结构。在法理上，天皇和幕府，京都和江户，是相互独立的，签署法案并不是天皇的法定义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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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实上，法案没有天皇的签署也照样可以推行；只是有了天皇的签署，这个法案理论上才具有完整的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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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天皇肯不肯签署这个法案，即是说天皇听不听幕府的话。完全取决于幕府的势力是否足够强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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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“是否足够强大”，不是相对于天皇而言，“公家”——即天皇和他周围的贵族公卿，是没有自己的武装的，就是说，“公家”势力的绝对值，几百年来都是不变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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幕府的势力消长，是相对于“幕藩体制”中的“藩”，即大名们而言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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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户时代的早期，幕府对大名占有压倒性优势。天皇就很乖，将军说啥就是说。完全是个橡皮图章。江户后期，幕府逐渐走弱，特别是进入十九世纪以来，幕府财政愈来愈困难，“掌控天下”愈来愈力不从心。相反，“雄藩”们，特别是几个外样大名，如长州藩、萨摩藩、土佐藩，却愈来愈强大，此消彼长，天皇开始不听话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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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其竟，不过是对于天皇来说，外边有了强援，可以拿来平衡幕府的势力；对于“雄藩”来说，可以挟天子而向幕府要求更多的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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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如，贝里“黑船来航”后，永嘉七年，即1854年，日本和美国签的《日米和亲条约》，也即《神奈川条约》，根本就没经过什么“天皇敕许”；但到了安政五年，即1858年，要签《日米修好通商条约》的时候，众议汹汹，幕府觉得自己一家子吃不住劲儿，就跑去找天皇签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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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想到孝明天皇闹起了别扭，死活就是不肯签。最后幕府没法子，时任“大老”的井伊直弼，在没有天皇“敕许”的情况下，硬是和美国人签了约。结果舆论哗然，政敌借此群起攻之。井伊直弼乃兴起“安政大狱”，大肆打压反对派，也因此种下了日后“樱田门之变”被刺杀的肇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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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，这个“天皇敕许”，不是那么容易拿到的。特别是第二次长州征伐，和第一次征伐长州颇有不同。第一次征伐长州，是因为长州藩进攻皇宫，地道的“乱臣贼子”，幕府讨之，师出有名；这一次颇有人以为师出无名，不能算是“义师”，更何况还要向外国借兵？那不成了“里通外国”了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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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正因为如此，才更要拿到这个“敕许”。今时不同往日，如果没有这个东东，长州藩更可高呼：“幕府才是乱臣贼子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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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幕府的国书，言辞恳切，但谦而不卑。里边自称日本为“小国”，而称中国为“大国”。关卓凡微微一笑，心说这个言下之意，是中、日只有大、小之分，没有上、下之别，日本不是中国的藩属，两个国家是平等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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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看德川家茂的亲笔信，自称“弟”，极美关卓凡之功勋，表示要和贝子同心协力，奠定两国兄弟邦谊万世不易之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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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卓凡想，是大国小国还是上国下国，是哥哥弟弟还是老子儿子，咱们打完了仗再说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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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见日本使团之前，关卓凡先听取了徐四霖的汇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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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四霖从日本一路陪着使团过来，海路反复，风波出没，人是更黑也更精悍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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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和使团启程的时候，德川家茂已经到了大阪，建立了将军行辕，开始筹备征长事宜。德川庆喜则到了京都，出任‘禁里御守卫总督’，负责掌握上方情势。可以说，现在的幕府，已经从江户搬到了畿内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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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都及附近地区称为“畿内”，大阪也在这个范围内。江户距长州藩较远，畿内则近得多，而且大阪是海港，从大阪出发，可以水陆并进，直逼长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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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谓“上方”，指的是天皇之所在，就是京都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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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卓凡微微一笑：“全力以赴啊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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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四霖也笑了笑，说道：“是。不仅如此，在此之前，幕府发布将军敕令，要各藩‘清理内贼’，很是杀了些人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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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“内贼”，指的当然是“尊王攘夷”一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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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来吊诡，剑指幕府，原时空最终陷幕府于灭顶之灾的“尊王攘夷”运动，始作俑者，是德川家自己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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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最早的“尊王攘夷”风潮，兴于幕府“御三家”之一的水户藩，幕后的推手，就是藩主德川齐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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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德川齐昭，就是德川庆喜的老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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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文说过，十三代将军德川家定的继任人选上，有拥立德川家茂的“南纪派”，和拥立德川庆喜的“一桥派”，最终“南纪派”胜出，德川家茂继位为十四代将军。家茂上台后，“一桥派”颇受打压，包括领袖德川齐昭、德川庆喜父子本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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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，水户藩玩“尊王攘夷”，根本目的是以此削弱“南纪派”的势力，是出于德川家内部权力斗争的需要，既非对天皇有啥特别感情，也非因为他们特别讨厌洋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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敌人支持的，我们就要反对；敌人反对的，我们就要支持。这就是日本“尊王攘夷”的最初由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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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面提到的幕府“大老”井伊直弼，就是“南纪派”的干将。《日米修好通商条约》签署后，率先向他发难的，正是德川齐昭为首的“一桥派”。井伊直弼大兴“安政大狱”，主要打击目标，也正是这一班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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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“樱田门之变”中刺杀井伊直弼的，是水户藩的脱藩浪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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兄弟阋墙而外侮生，水户藩没想到，“尊王攘夷”这把火烧掉的，是整个德川家，自然也包括水户藩自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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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需要等到伏见、鸟羽之战，现在这把火就要烧向水户藩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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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尊王攘夷”这个把戏玩到后来，水户藩的“尊攘派”过于投入，已经忘了本藩“尊攘”的初衷是什么了，真心实意地“尊王攘夷”起来。而这个时候，德川庆喜、德川家茂哥俩早已达成和解，德川庆喜已经成了幕府的实际话事人——这种情形下，你们还闹，可不是拆主子的台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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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(未完待续。。)<!-110-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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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老中”是幕府的最高行政长官，辅助征夷大将军处理一切政务，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军机大臣。和军机大臣一样，“老中”也不止一位，常设三至四名，地位最高的叫“大老”，犹如中国的军机领班。不过，“大老”不是常设职位，安政七年，即1860年，“樱田门之变”中，大老井伊直弼被刺死，之后幕府就没有再任命“大老”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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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外国奉行”即相当于“外交部长”，“军舰奉行”即相当于“海军部长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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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团带来了幕府正式请求中国出兵“助剿”的国书，以及天皇准许幕府向中国提出这个请求的“敕许”；幕府指授使团签署抵押借款协议的授权书，还有德川家茂写给关卓凡个人的亲笔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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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日本的幕藩体制，天皇是不可以直接和外界、当然也包括外国打交道的，什么话都得幕府和外面去说，签了协议，再跑到京都去请天皇“敕许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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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实际上，两者根本不是一码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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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现代国家的君主立宪，君主和政府是二而为一的。政治体制是一元的。签署法案是君主的法定义务；但“幕藩体制”是一种纯粹的二元政治结构。在法理上，天皇和幕府，京都和江户，是相互独立的，签署法案并不是天皇的法定义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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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实上，法案没有天皇的签署也照样可以推行；只是有了天皇的签署，这个法案理论上才具有完整的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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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天皇肯不肯签署这个法案，即是说天皇听不听幕府的话。完全取决于幕府的势力是否足够强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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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“是否足够强大”，不是相对于天皇而言，“公家”——即天皇和他周围的贵族公卿，是没有自己的武装的，就是说，“公家”势力的绝对值，几百年来都是不变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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幕府的势力消长，是相对于“幕藩体制”中的“藩”，即大名们而言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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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户时代的早期，幕府对大名占有压倒性优势。天皇就很乖，将军说啥就是说。完全是个橡皮图章。江户后期，幕府逐渐走弱，特别是进入十九世纪以来，幕府财政愈来愈困难，“掌控天下”愈来愈力不从心。相反，“雄藩”们，特别是几个外样大名，如长州藩、萨摩藩、土佐藩，却愈来愈强大，此消彼长，天皇开始不听话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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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其竟，不过是对于天皇来说，外边有了强援，可以拿来平衡幕府的势力；对于“雄藩”来说，可以挟天子而向幕府要求更多的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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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如，贝里“黑船来航”后，永嘉七年，即1854年，日本和美国签的《日米和亲条约》，也即《神奈川条约》，根本就没经过什么“天皇敕许”；但到了安政五年，即1858年，要签《日米修好通商条约》的时候，众议汹汹，幕府觉得自己一家子吃不住劲儿，就跑去找天皇签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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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四霖从日本一路陪着使团过来，海路反复，风波出没，人是更黑也更精悍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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